原来巨岸老总陈文豹跟我是老乡

向钱看齐 · 发表于 2013-7-17 09:01:55

　　我的老家埭头镇石城村在莆田沿海的最东边，埭头至石城北码头15公里。1973年春至1975年夏，我在埭头中学（现莆田十一中，这个学校我之前也在那里上学。）读高中（当时冬季招生又改回夏季招生，因而我高中读了两年半），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中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挑着番薯或番薯干外加一罐咸菜与学友结伴而行，这段路上的风景和记忆，任凭几十年岁月风雨的冲刷也难以消逝泯灭，只要闭一下眼睛，那情形仿佛就在眼前……
　　
　　埭头至石城公路沿大蚶山麓向东延伸，左侧的大山巨石滚滚，少有林木，纵使是在“绿化祖国”的年代，也是只见岩石上的大字标语，少见石缝里可怜的杂树；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建设，这里最大的收入是上山采石，也就是出石匠和手扶拖拉机手，放眼望去，大蚶山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穷山恶水。
　　
　　埭头是莆田最贫穷的乡镇（现在埭头镇很多有钱人。）镇政府周围土地平坦，稍好一些，东去石城，后郑、东林、淇沪，石城几个靠海的村庄也比较好，以渔业村石城最好，历来如此，如今更以文明富裕著称；而中间几个村庄，是贫穷乡镇中的贫困村，其贫困程度可想而知……
　　
　　很难说是不幸还是有幸，陈文豹就生在这贫穷地区贫穷乡镇最贫穷的村庄，而且是父母无任何手艺的纯农民家庭……石塔溪尾村，我的二姑就嫁在这里，还有几家亲戚是这个村的，但我始终没有弄清溪尾村的方位，因而一见面，便问他：“具体在哪里？”他说：“8公里碑，往右拐过去半里吧，就是溪尾。”

　　一、陈文豹成长篇
　　
　　他出生于1967年4月1日（农历是二月）。身份证上的年龄大了五岁，那是结婚那年岁数不够，尚差数天，“官方人士”为成人之美改成这样的——陈文豹笑着说。
　　
　　陈家五个兄妹，他是老三，上面有一哥哥，一个姐姐。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是贫穷，贫穷最深刻的记忆是饥饿。最困难的时候，哥在埭头念高中，吃的是薯干和麦糊（大麦磨的粉），他在樟林念初中，中午在学校炊饭，只有一个番薯，连汤都喝下去了，也没有一点饱的感觉；晚上回到家，就是炒豌豆吃，也不能放开吃。莆田沿海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无论贫穷或且富贵都一样，他的父母自然也不例外。母亲用茶杯（不像现在雅致小巧的茶具，而是直径和高度1.5寸的那种，俗称“竹箍杯”）分豌豆，他和哥哥的杯口凸出来，姐姐和妹妹杯口是刮平的……从小聪明和细心的陈文豹注意到：分到最后，父母甚至连一口豌豆也没吃，只是各喝一碗水，便躺到床上去睡了……
　　
　　说话之时，他父亲已病危在床，八十岁的老人已二十多天水米不进，是肺癌晚期，纵是请来神医也回天无力，他有瞬间的走神，侧脸朝东愣了一下，就迅速回到眼前的话题中……
　　
　　临近初中毕业，陈文豹心底的夙愿，是想考个中专。但他不敢跟家里说。哥哥已去做工，家里没钱，连自己最后一学期欠学校的17.5元学费都没交呢！哪来的钱去读中专啊！
　　
　　欠着学费，他也没脸参加毕业考试，只好悄悄地退了学，跟着姑丈陈仙耀去闽北山区政和修公路。
　　
　　顶着1982年8月山中明晃晃的太阳，十五岁的少年奋力举起岩镐对准坚硬的岩土狠狠刨去……他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临出家门的前一夜，父母把他叫在眼前，再三嘱咐他到了工地要听话，不偷懒，老实做事，本分做人……一天下来，他躲在无人的地方，摊开手掌，一一数下来，双手上共有二十多个水泡，手掌都握不拢；他不敢声张，生怕工头知道了，把他赶回家去，不让他继续做下去。
　　
　　他如此拼命，是好强的性格所致。其实工友们都喜爱他，还尽量照顾他。大人们其实都是心中有数的：这么幼嫩的初中生，初来乍到又如此的卖力，肯定会把双手磨破的；因而第二天起，就给他调整了较轻的工种。
　　
　　为了照顾他，安排他挑饭。这工作同样不容易。山区昼夜温差大，中午又热到三十度以上，他要提前一小时回工棚挑饭，一头米饭，一头空心菜汤不紧不慢地挑到工地去，快了桶里的汤会洒出来，慢了饭菜会全凉了。新修的公路经太阳一晒，尘土飞扬，挑到工地，他满脸尘土，却见工人们全坐在砖瓦窑里等着他。放下饭菜，还得让别人先吃，自己在边上看，初时往往不凑巧，他们把菜汤喝光了，自己只好把米饭干巴巴地往嘴里硬塞；久了大家都同情他，每人省一口，他就有了足够的饭和菜汤了。晚上铁器回炉整理拉风箱也是一难，右手臂一拉两到三小时，完了那右臂酸啊，但他没有吭一声。
　　
　　板车装土是时那车墙板都很高，阿豹用簸箕往里倒够不着，他的个头还不够高，有个瘸腿的理发匠帮他。理发匠一手柱着岩镐，一手拎着装土的簸箕往车里甩……阿豹站在旁边敬佩地看着他，哪想到他趔趄了一下，大腿撞到了岩镐上，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瞬间便鲜血淋漓……酷烈的场面记忆犹新，可惜一时记不起那理发匠的名字。
　　
　　在政和东平，有一次在村边砌水沟，沟里是不知积了多少岁月的水牛粪便，表面黄澄澄的一层泛着亮光……阿豹要下去砌石头，毫无顾忌地踩下去，尽管感觉那脏水刺骨地冷，但他只管干活不以为意……当天收工就不行了，两只脚肿得油光发亮，外加感冒就躺倒了。第二天别人上工都走了，他独自一人在床上躺着，夏季西斜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有种中暑的迷幻感觉。但他没想去看医生，一看医生就要花钱的。房东走进来看了大吃一惊，力劝他要去看医生，说是再不看要出大事的。阿豹想想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能因为痛惜钱把命搭上。遂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喝了一碗水，走走停停五公里去村里找医生。这山村的赤脚医生还真有本事，花了三元多的钱看了几回这病就好了。阿豹把这次中毒看成是人生的第一回磨难。
　　
　　工程队驻扎在政和县东平，承包的是从东平到外屯十几公里的路段，每天修好二百米，工地现场离驻地就越来越远了。这年的冬天似乎来的早了些，严霜降临了。早上出工，老工人们每天抓一架板车辆，斜着拉着去工地，显得轻松自在；阿豹他技巧不行，只好拿铁撬、锄头和岩镐，把它们扛在脖子上，一夜沐霜的铁器，冰冷刺骨，几公里下来，他两只耳朵都冻麻了……
　　
　　政和县城的溪床浅滩上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是如今游客眼中最美丽的风景，却是少年河豹沉重的记忆。鹅卵石是修路最经济的材料，工程队从岸边挖起，逐渐向溪中间延伸，一块窄窄的跳板搁着，每人挑着满满一担鹅卵石颤悠悠地走向岸上……别人都比他老练，阿豹毕竟年轻没经验，但他不愿服输也不能服输，壮着胆咬咬牙踏上了跳板，只觉着两头的鹅卵石死沉死沉的……捱到岸上，各人装各人的车。车是那种手拉的板车。阿豹此时才体会到谦让害苦了自己。早上出工是，他不敢先拿轮子，自然好的都被别人拣走了；剩下的，都是轮环变形的。阿豹勉强挑了一辆，车轴还好，只是轴承已严重磨损，里面的滚珠都掉了好几颗，搭上板车架子拉着走，“咯吱咯吱”一路发出刺耳的尖叫……此时装满鹅卵石，上坡路段还好，可以出死力硬拉；下坡路便苦了，一边是山岭挡土墙，另一边是溪涧，往后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是心里害怕，怕滑，只好用笨办法，拉着车走S型的路线，减缓上坡的坡度……
　　
　　六个月的日子过去了。腊月他们回到老家，二十八日他准时来到工头家，工头一声不响地点钱，阿豹双眼看着他的手。点完了他双手接过便揣进兜里。卢文荣问他：“你也不点点？”他答：“知道了，八百多元。”工头惊奇得连连摇头。阿豹不但不用点钱，连这六个月每天多少都心如明镜：“头十天是每天三元，后来每天四元；这已是新小工的最好待遇了。”回到家，他把这八百多元一分不剩地交到父亲手里。
　　
　　第二年春天工程队移师浙江金华。尽管姑丈在另外的工地干活，无法给他任何的照顾；但陈文豹自己争气，以勤快（莆田话“脚手直”）的秉性很快获得了工头卢文荣的喜爱。傍晚收工回来，卢工头都会叫一声：“阿豹仔，去那个村庄给我买瓶红酒。”他脆声答应，拿了几毛钱一路小跑向村庄而去……卢文荣大概图的是红酒要新鲜，所以并不多买，而是一天一买。这样，阿豹就每天傍晚沿着湿滑的山间小路去村里买酒，来回五公里。回来之后，还要烧水给工头烫脚。让阿豹倍感振奋的是：卢文荣把他的工资加到每天6.03元，比普通技工还多五分钱呐；这次加薪对他来说真是太重要！他把它看做工头和工友对自己的肯定。“6.03”、“5.98”这几个数字深深地烙刻在他的脑海中（采访时，他对我重复了两遍）。
　　
　　二、厦门发财致富篇
　　
　　特区厦门是给阿豹带来好运的地方，但他初踏鹭岛的日子依然是艰辛的，身体上甚至心灵中都留下深刻的疤痕。
　　
　　一九八四年春节过后，他跟着邻村平海后寮的远房表兄来到福建省第四建筑公司工地做杂工。杂工就是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那是在湖里工业区六号工地，他一个人负责往搅拌机里倒水泥……（有个问题我一直不解：建房子浇灌混凝土，绝大多数在夜间甚至深夜进行？阿豹解释说：按层面布好钢筋，白天要请监督站验收，验看之后必然要整改，改好了再验收签字方可浇灌，这就拖到了下午甚至入夜才能开始，所以您才有这种感觉。）一层楼面所需水泥包堆在哪里占很大一块地，开始浇灌时，离搅拌机近，他抱着水泥包往里倒，觉得还可以；一包一包地往里倒，距离越来越近，夜越来越深，手中一百斤小水泥包似乎也越来越沉了……一个晚上四、五百包水泥抱下来，精疲力尽，顾不得浑身上下的水泥灰，脸都不洗一把，便躺下去，呼呼大睡进入甜美的梦乡……晴好的天气还没什么，最难的是雨天，淋湿的水泥灰会咬破手脚，钻心地痛……十七岁的少年难免有不老到的地方，有一回右手扶着铁斗车载钢窗，左手狠劲一推，崭新的钢窗边缘锋利如刀，把左手中指的肉刮掉一片，只剩下皮连着。阿豹吃了一惊，连忙按住快掉的肉往原处贴，跑到住处找块胶布贴了起来……如今他的中指还留着一片显眼的疤痕……
　　
　　厦门浩荡的海风催人成长。十八岁的陈文豹就任工程队的班长，带领自己的队伍进入思明区东海大厦做杂工。这“班长”是多大的官呢？不是官，但手下有五十多名工人啊！还是完全彻底的二把手，一把手基本不管事。他早晨五点半就得准时起床，淘米下锅煮稀饭，把灶里的柴火烧旺后，去中山路黄则和花生汤店买油条。买回来大伙儿都起来了，大家边吃边安排工作：你们几个在几层，他们几个在几层，具体在哪个部位干什么活……吃完饭各人把自己的碗洗了搁在那里，他带着大伙进入大厦，一个个安排到位，都妥当了，然后自己的手也不闲着，找个事情自己干……十一点正了，他再淘米下锅煮干饭，然后跑去市场（距离很近），肥肉瘦肉包菜和老姜买回来，下到大锅里炒起来，煮好汤用几个大脸盆装好，工人们正好下工了吃——十二点整。
　　
　　晚上加班是工程队司空见惯的事。晚饭后，阿豹得先去楼里布置电灯。收工时，他得一层一层地检查灯关了没有，然后把配电箱的总开关关掉。这一晚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十楼，那是配电箱放置的地方，外间的灯已关掉，黑乎乎的只有外面透进来的天光……他很熟悉配电箱的位置，所以毫不在意地伸手关总开关，哪想到配电箱的盖子掉了，他的手碰到了电箱里的电线，380伏的电流瞬间击来，一下子把他击倒，昏了过去……不知过去了多久，阿豹才苏醒过来，躺在水泥楼板上一动不动地想了好久，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三年后他哥哥陈文彪死于厦门工地，也是因水磨机漏电）躺在那里他只有一种感觉：没有死去真好；生的感觉太美妙啦！——阿豹把这事看成他人生的第二次磨难。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随后三年，他和他的团队转战在三个工地上：东海大厦、厦门大学图书馆、教学楼。尽管工资很低：每天七元，班长的职位也就每月补贴两天工资，但他在工地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和尊重，甲方叫他一声“老陈”，使十九岁的他倍感自信和自豪。甲方工程量结算和省四建结账，都没有让一把手去，而是叫阿豹去才行。
　
三、成家立业篇
　
　　转眼到了1988年底，父亲专程赶到厦门，让阿豹回家成婚。他的婚姻是“姑换嫂”（阿豹娶对方姐姐，妹妹嫁给妻子的弟弟），但妹妹才十四岁，要迟两年才过门。婚姻上的事情往往变化莫测，这种风险就得用钱弥补。这样，陈家就得贴对方1200元聘金（彩礼），家里年初就养了一头猪，这时可以宰杀用来办酒席款待亲戚朋友。几乎什么都全了，就是差这1200的彩礼。这也是陈父专门赶来厦门的原因。
　　
　　父亲十分客气地请做一把手的表侄（他可是把阿豹领来厦门的大恩人啊！）届时回阿豹家去喝酒。先问：“阿豹跟着您做得怎么样？”表侄回答：“很好！”父亲便把家里的情形说了，提出暂借点钱回家把婚事办了，不足部分用阿豹明年的工钱还（其实阿豹当年的工资就够了，父亲这是客气，毕竟人家是恩公呵）。哪想到，这表侄听了，连连诉苦，说是省四建工钱拖欠很厉害，自己没有钱可借。
　　
　　当晚阿豹回来，听父亲这样说，也十分憋屈：省四建的工钱，都是自己去结算的，明明有钱，为何不借，而且还不是借，就是提前十几天把自己工资结了而已。那时他住在厦大图书馆，一把手就住在隔壁，房子未装修，隔壁讲什么话都一清二楚。他听到：一把手不肯把钱给父亲，却与自己的姐姐讨论如何回去盖大宅……
　　
　　父亲气咻咻地返回老家，跟别人借钱把阿豹的婚事办了。转年不准阿豹再回厦门，跟这“一把手表爷”做工!
　　
　　父亲脾气犟，说出口的话很难轻易改变，阿豹从小听话，也不想违拗父亲的善意，同时也是新婚燕尔，乐得在家赋闲……